《孟子》有这样一段话：禹之治水......以四海为壑，今吾子以邻国为壑......仁人之所恶也。以四海为壑，实现治水成本共担、风险分散；以邻国为壑，则使一个地方承担治水成本。这也是“以邻为壑”典故的由来。

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中国，“以邻为壑”的典故演绎出另一个版本：由于当地群众不甘承受“以我为壑”的污染成本，衍生出对政府引进项目的集体抵制。政府部门规划经济项目或公共设施，产生效益为全体社会所共享，但负外部效果却由附近居民来承担，于是受到选址周边居民的反对，这种“不要建在我家后院”的“邻避效应”，在国际社会已是普遍现象；对“邻避效应”的认识和引导，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挑战。

环境领域出现“邻避效应”，正说明社会公众环保意识和维权意识迅速提升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更高阶段。然而，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“环境敏感”、针对项目引进日益增多的“邻避效应”，却对地方主政者的发展观念形成倒逼之势。

一方面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，离不开引进项目、吸引投资，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，还应该抢抓承接产业转移的战略机遇；另一方面，公众对于项目投建“谈污色变”，“邻避心态”下的“环境恐慌”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“不要建在我家后院”的抗议。如何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，科学发展的时代考题从未像今天这样峻切地摆在地方执政者面前。

“GDP优先，余皆不问”的发展观念，环境保护“企业三不怕，政府三不查”的具体做法，在“环境敏感期”却可能诱发更多的“邻避效应”，无益于地方经济发展，实损于社会秩序稳定。“邻避效应”不会随着某一个设施停建、另一个项目迁移而自动消失，规避“邻避效应”，不能侥幸于具体项目，而应从发展观念的层面与时俱进。

日前，四川资阳市引进现代汽车项目，提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招商引资思路：地方发展经济，不该瞄准重化项目，引起环境污染，导致民意反弹。对地方主政者而言，项目引进中，是否把环境污染考虑进来？项目决策中，是否及时公开信息、实现决策民主化？项目投建中，是否根据污染情况建立“谁受益谁补偿、谁影响谁受偿”的合理补偿机制？

大禹治水以四海为壑，演绎了“邻避效应”中的一个朴素道理：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人群，而环境污染的成本不应该由一部分人承担。而这，则需要地方主政者将环境保护作为执政为民的新变量，在经济发展中融入环境保护的理念。

图片引自新华网